励耘起名陈垣与故宫博物院书屋而今号励耘上

陈垣（一八八〇～一九七一），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字援庵。历史学家、教育家。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治学精勤刻苦。著有《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后人辑有《陈垣学术论文集》。

“书屋而今号励耘”，系出自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诗句。陈垣曾对其学生刘乃和说，他因喜欢“励耘”二字，遂给书斋取名“励耘书屋”，以勉励自己做学问就要像耕田锄草一样，业精于勤，深耕细作。其实察诸陈垣一生，除了做学问，在为人处事上，他同样恪守奉行着这样的原则。比如本文讲述的他毕生为保护故宫珍贵文物所做的一切，就是他在另一种意义上“励耘”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指涉更多的是针对事，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所以“恩怨”一词出现在这里可能并不十分贴切。为避免过于牵强和落下斧凿痕迹，本文无意对此强调什么，在此只想提出，当陈垣在做着这一切时，我们或应该理解他心目中自有他秉承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以及对“恩怨”的认知。显然，这里无疑需要我们的思维跳出对“恩怨”一词的狭义理解，然后从一种大境界、大格局上对其进行诠释和解读。

故宫博物院

从青少年时起，陈垣就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斗争行列。一九〇七年，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之一），因愤恨于学院里美国教师歧视中国师生，次年春遂和朋友通过各方集资，创办了广东光华医学堂（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之一），他自己也从博济转到光华继续学习。辛亥革命后，陈垣到北京，开始钻研文史。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从一九二六年起开始任辅仁大学校长，一生从事教育达七十年。又先后任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等职。

一九二四年岁末，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后，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组成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陈垣名列其中。第二年，即由这个委员会筹立故宫博物院，意在清点、保护和管理故宫中的国宝，当时的一些工作人员多系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很显然，筹立故宫博物院，意味着大量故宫文物将不再为爱新觉罗家属私人拥有。

但是这一举措遭到一些清室遗老的极力反对。他们多方串联，千方百计想推翻故宫博物院。一九二六年三月，北洋军阀在清室遗老唆使下，以政治压力接收故宫。此时陈垣毅然站出来，召集博物院全体数十名员工进行抵制。同时又成立了一个以社会名流组成的维持会，由陈垣代表旧委员会，与北洋政府接收者进行谈判交涉，提出三点要求，大意为：一、 故宫文物不能还给溥仪；二、 故宫文物不能变卖；三、 故宫文物不能毁损。陈垣还提出，对故宫文物必须逐件点交，登记造册。他明白，在政局动荡的年代，这些珍贵文物一旦从故宫流失，追还很难，而且还会被携出海外。但他的合理要求和建议却遭到对方反对。陈垣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最后竟被宪兵司令部逮捕。

这样的逮捕毕竟缺失底气，加之外界营救陈垣的呼声很高，宪兵司令部不久后只得将他释放。想不到陈垣偏不走，质询宪兵司令部为何逮捕他，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对方干脆将他押送回家，监禁在家里。就在这遭软禁的日子里，陈垣依然孜孜不倦、用功不辍，完成了著名的《二十史朔闰表》的写作。

陈垣除了倾尽全力保护故宫文物外，更用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抢救着同样弥足珍贵的故宫档案史料。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曾将清政府军机处档案随意搬移，缺失保管，十余年来，这些珍贵档案受到严重毁损。直到一九二五年，许世英出任北洋政府总理，陈垣因为与他是旧识，终于得以向许世英直言抢救这批故宫档案事，提出移交故宫博物院。许世英表示同意，要求陈垣写份公函上来。出生于一九〇七年，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工读学生、后来成为知名金石文物和清代档案专家的单士元，也曾是筹立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年轻员工。他回忆说：

给旧国务院的公函，当时说是由援师（陈垣字援庵）来起草，我虽未亲阅援师手书，但从文字观之，非有学识者不能写出那样文字。当日援师曾命我还有其他一、二人，至集灵囿（集灵囿原坐落在琼岛御河桥下，中南海西四所之东，后改建成大楼——笔者）交给负责管理此项档案和图书的朱师辙先生。朱先生字少滨，亦是一位读书人，参加《清史稿·艺文志》的撰述。朱先生接到公函，朗读一通，拍案赞许。军机处档就是在这时又回到故宫，庋藏于故宫所属大高玄殿中，这批档案才得保存下来，它现在已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重要的历史档案。

单先生由衷地说，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援师是有大功的人”。

下面即是一九二六年以故宫博物院名义写给北洋政府要求收回军机处档案，并为朱师辙先生读罢“拍案赞许”的公函：

径启者：

本院组织内分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又分图书、文献二部，文献部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除实录、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尚堪检阅外，余如硃批谕旨、留中奏折等，皆散佚零编，搜讨不便，加以年代久远，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非予清厘，恐终废弃。曩者，内阁大库旧档，当局曾以贱值出售纸商，麻袋八千，易钞半数，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永垂不朽。唯本院所存史料，尚虞不足，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具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注之一档分藏两处，或两种记载，互相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亦宜汇聚一处，加以整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勒成书，方能流布，其以散佚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有成书，如唐廿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宗一朝外，至明多已不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嘉祐御史台记五十卷，国朝会要决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朝亦已不传，元代史料，已见于明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利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莫及。查德法各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面分类陈列，并可勒成专书，一举两得，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湮没也。又集灵囿图书室所藏书笈，内多有关清代掌故，兹拟照松坡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前例，请将该项书笈同时拨本院图书馆，俾供众览，并供编纂参考之用。贵总理阐扬文化，素具热心，故宫博物院之成，亦素蒙赞助。倘清代史料得藉此编制成巨帙，传示将来，岂惟本院之幸，亦国家之盛业也。特此函乞，准予施行，实纫公谊。此上国务总理。

陈垣在书房中

这份公函语辞殷殷，切中肯綮；为抢救祖国珍贵档案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读来令人回气荡肠。

除着力抢救故宫档案，陈垣还重视抢救散失在民间的重要历史档案。北京大学教员伦哲如曾在琉璃厂买到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档案多册，大部分为电报，史料价值极高，其中就有上海“苏报案”档案。一九三三年左右，陈垣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动伦哲如，将端方档案以九百银元转让给故宫文献部。这批档案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要馆藏之一。去伦哲如家搬运这批档案时，陈垣曾带单士元一起前往办理手续。单士元深有感触地说：“当日援师若不注意及此，收入公家，则这批档案，亦早已湮没无闻了。”后来单士元也开始留意抢救流落民间的清代档案，曾经“从清代大官升允后人家补购端方的文件两柳条包，用银二十元。无前者我亦不识后者，回忆此事，益感援师对史学界的贡献之大”。

沉思中的陈垣

如今，随着“故宫学”的兴起和故宫历史与文献研究的逐步深入，作为后人，不应忘却前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念于斯，我们应该铭记这四个字：毋忘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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