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范祖细读唐鉴了解范祖禹对李世民起兵反

范祖禹评李世民利用父亲李渊的政治军事力量起兵反隋，是有志有才而不知义。

这是范祖禹《唐鉴》的第一条评论。

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大乱，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当时是隋炀帝的重臣，驻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李世民决心利用这个时机，依靠李渊的势力，起兵反隋，再夺取天下，取隋朝而代之。

但李世民当时还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必须利用其父李渊手中的政治军事资源。

李渊当时为隋朝任命的太原留守和晋阳宫监，是隋炀帝部署在西北方面防范突厥和镇压叛乱的主将，李渊手中的政治军事力量，是李世民必须借用的资源。

但李世民不敢贸然把起兵反隋之事告诉李渊，于是和晋阳宫副监裴寂合谋，设下圈套，让李渊与晋阳宫的宫女私通，以此为把柄，胁迫李渊同意起兵。

起兵之后，李世民向突厥称臣，请其出兵帮助反隋。

这些做法，范祖禹都加以严厉批评，认为虽然史称李世民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但手段却极不光彩，认为李世民这样行事，是“不知义”的。

范祖禹在《唐鉴》中，对唐代君臣的言行，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评判，既不一味褒扬，也不全是批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正是中国古代史论的精华所在。

《唐鉴》记载李世民起兵的前后经过如下：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当时的李渊担任隋王朝的太原留守，兼晋阳宫监。当时隋炀帝到南方巡游，停在江都，天下到处出现反叛，李渊的儿子李世民看出隋必定灭亡，暗中结识豪杰，谋划举行起义。

他怕李渊不同意起兵，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商量了一个计划，让裴寂挑选晋阳宫的美色宫女，私下侍奉高祖。当李渊沉迷于女色之时，李世民以此为把柄，要挟李渊，要以李渊之名起兵反隋。

此年五月，李世民等人用诈谋杀了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于是宣布起兵，派刘文静出使突厥，与突厥讲和，请突厥出兵相助。

范祖禹对此评论说：

一个普通百姓要在乡里自立，都不能不自重，何况打算创立帝业，举行反隋起义，能不用正当的手段起兵吗？

李世民让父亲陷于有罪的境地而迫胁他起兵，李渊私下享用裴寂奉送的女人而不推辞，又向突厥称臣，以此取得突厥的协助，这都是丢人的事情，能向后人宣扬吗？

创业的君主怎么做事，他的子孙就会以他为榜样，而做同样不光彩的事，这就如同影子和回音响应实形和喊声一样，是不能不谨慎行事的。所以唐代的君主没有一个合乎道义的家法，使戎狄多次扰乱华夏，就是李渊、李世民及其臣属用这种行为开其端的。

有人辩解说：李世民如果不这样做，李渊或许不会听从，而突厥也会成为后顾之忧，这两件事都是一种权变，以求起兵反隋得以成功。

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对。

古代称王的人，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都是不会做的。《孟子•公孙丑》中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范祖禹认为李世民鼓动李渊起兵的方法及向突厥称臣借兵都是不义的行为，故引《孟子》此语批评李世民为“不知义”。

李世民怕李渊不起兵反隋，担心突厥成为后患，最终守住为臣的节操是可以的，岂能认为胁迫父亲、向虏称臣以取得天下是可以做的呢？

这种事都可以干，也就什么事都敢干了。

可惜啊！李世民有挽救世运的志向，有拨乱反正的才能，却不懂得道义。

对于李渊当时在隋朝的官位，必须加以说明。

李渊在隋王朝身居高官，掌管隋王朝在西北的政治军事重镇太原，当时那里有晋阳官，是隋炀帝的行宫，因太原古称晋阳，故称晋阳宫。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原地区一向是中原王朝防范西北方向的重镇。

最初，尧把他的子孙封于此地，称为“唐”，西周周成王把他弟弟姬虞封在此，称为“唐叔虞”。唐叔虞之子改国号为“晋”。

春秋时，晋国赵简子派人在晋水之北筑城，取名“晋阳”。

南北朝的北魏时，高欢在太原营建晋阳宫，高欢之子高洋又大规模扩建。

隋炀帝杨广即位前，就封在此地，称为晋王，太原是他的发祥地，故他称帝后，对晋阳宫进一步扩建，又建造了第二座晋阳宫。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建立唐王朝后，太原称为“北都”。

唐代，对晋阳宫不断扩建，形成了西城、东城、连城三城并立的庞大都城。晋阳三城，各有城池，又浑然一体，共有城门24道，进退攻守彼此呼应，互为依托。

唐末五代，晋阳先是后唐的西京，又先后成为后晋、后汉、北汉的国都。

从北齐高洋父子到隋朝杨广，再到唐朝李渊父子，最后到五代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塘、后汉刘知远以及北汉刘崇，一个个所谓真龙天子都由此起家，所以晋阳又有“龙城”之称。

宋太宗为了防止再有人从晋阳起兵，下令焚毁晋阳城，引汾水、晋水淹灌废墟。宋人避讳“晋阳”“太原”之名，设置阳曲县，称为“阳曲”。

宋太宗为斩断晋阳的龙脉，把太原街道设计成丁字形，取“钉”字的谐音，以钉死龙脉。

根据这些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李渊当时的官职与所处的地区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他建立的王朝之所以称为“唐”，也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李渊，后为唐高祖

晋阳宫殿示意图

而李世民靠李渊的这种地位与所掌管的兵力与物质等，才能够迅速起兵击败隋王朝。所以范祖禹说他“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是非常得当的，这也说明李世民当时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与估量，是极为长远的。这就是唐能取代隋而成功得到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李世民为了让李渊同意起兵，也费了一番心思，采用了不光彩的手段达到了目的。范祖禹为此批评李世民“不知义”。“义”是儒家的孟子特别强调的一种道德，对于一般人的道德修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要夺取天下的政治人物来说，有时就成为一种枷锁。李世民为了达到夺取天下的目的，冲破了儒家这种道义的枷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这个错误与夺取天下后使全国走向稳定与强盛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李世民，后为唐太宗

可以说，扭转历史进程，是一种大义，而个人的行为，是一种小义。在一定情况下，小义也要服从大义。

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帝位，于是皇袍加身而成为北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这种通过兵变而皇袍加身的做法，在五代已由人们多次上演，赵匡胤之前的人通过兵变来当皇帝，都对历史的进程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而赵匡胤通过兵变当皇帝，建立了北宋王朝，使中国延续近百年的乱世变成了治世，天下人民由此得到了安定的生活。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没有说赵匡胤靠这种虚假的兵变称帝的做法是“不义”，而是能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的治国理政之效果来评价他的称帝之举，认为赵匡胤建立宋朝，统一天下，民众得到安宁，使宋朝重视文教，不再如五代那样一味崇尚武装暴力，并使这种治理，延续了百年，成为历史上的盛治之世。因此，王夫之认为赵匡胤建立宋王朝，超过了汉、唐的开国气象，而接近商、周的开国之盛。”这说明王夫之重视赵匡胤通过兵变而称帝之后的治国效果，并不计较他称帝的手段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与范祖禹评价李世民起兵反隋而批评他“不知义”，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也可使我们认识到，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大处着眼，看他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对于枝节上的义不义，则应放在次要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而不是纠缠于一些枝节性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根据哲学家柏格森的观点，认为观察与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关键是要看这种人物能不能让社会历史“真正地向前跃进一大步”。能促成这种向前跃进一大步的人，就是对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这种人就不是普通的人，他所做的事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促使人类社会向上成长，即向前发展，而且也使人类的智慧界限大加开拓，并使社会中的人变成全新的人，而与以前大不相同。（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曹未风等译本第267-268页）

由此可知，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是不是促使人类社会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其他的问题都无法与之相比。王夫之评价赵匡胤，就站在这样的高度，范祖禹评价李世民，还没有从这样的高度来看问题。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译本

越野世界期刊

怎样提升用户体验度

期刊杂志编辑部